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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没有过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这就匪夷所思了，误解就这样发生了。

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一脉相承，施塔姆勒进一步阐释了生活关系这个概念，正如他书中所述，所谓的生活关系是正义法所需的质料。因为，除非先假定这样一种共同集体占有，就不可能设想出当我并不真正占有一物时，又如何能够在他人占有并使用它时，便构成对我的损害或侵犯。

从这时起，法律关系理论再一次在苏联法学中发挥了重大功能：界定民法的调整对象!《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第1条规定：苏维埃民事立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在他看来，关系不同于数量，数量可以用相等或不相等来述说，而关系则一般以相关或相似来述说。(21)法秩序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当主体出现在法律规范的生活情境里时，法律关系让主体与生活情境留下法律印记。(82)我国2017年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文简称《民法总则》)的头两个条文是这样规定的： 第1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因此，严格地说，在一物内没有什么直接的权利，而只有这样一种可以正确地称为‘真正的权利，它作为反对人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共同占有诸物。

在这场争论中，法律关系理论再一次成为主角。在科克里克看来，霍菲尔德以权利、义务等八个基本法律概念为基础构建的法律相反关系和相关关系理论尚有不足(尤其在所谓的相反关系上，概念的表达不一致。[2]在自由之下，行为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有选择有害无害的能力。

[12]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也是这样的。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发生了许多起告密者案，许多人因为毁谤元首，而被亲友告密因此坐牢。历史地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善于总结和凝练， 形成了诸多宝贵的思想观点历史进入20世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 在局部执政中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积累了丰富经验。

问题是，这个度在哪里？可见，法律责任与道德关系的类型划分只是定性分析，并不是定量分析。中国法律规定司机靠右走而不是靠左走，英国法律规定司机靠左行而不是靠右行，这都是任意的历史事件，和不公平没有关系。

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我住在楼上，路人被楼上住户扔下一块石头砸伤了，我既没有监督邻居扔东西的义务，也没有指挥行人好好走路的义务，我承担责任的义务究竟是什么？没有看见是谁扔的就有责任，难道我有看见的义务？假设某人在大街上被不明身份的人用石头砸伤了，是不是凡是那一刻去过大街上的人都要承担责任，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是砸人者。在这一意义上，思想犯就与人权联系在了一起。参考文献： [1][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08页。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坚定四个自信其来有自，而不是空中楼阁。后者才是我们这里说的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某甲遇到了好运气，而某乙则遇到了坏运气，以至于某甲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某乙则既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面临刑事责任。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宽视阈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2)合同义务在约定时，当事人应当充分意识到不能履行的风险。理由是：(1)合同义务尽管取决于当事人的任意约定，但其约定的内容不能违背社会公认道德，这是道德对于合同责任的第一位要求。

因此，当坏运气作为法律责任的根据时，就削弱了法律责任的道德性。法律责任是责任主体由于违反义务而必须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违反义务就是法律责任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

[10]关于违誓责任的性质可参见周斯佳：《公职人员就职宣誓的效力与责任——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解释的分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决定》具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即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落实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提供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12]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三、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 所谓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被制定和实施，但在道德上却不被承认和支持。[8] 这就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上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可见，惩罚思想犯的非道德性已是社会共识，强行规定会招致道德批评。

只不过，从规范来看，法律并不关心具体合同的道德过错，只关心客观上是否有违约的事实，于此而言，当属于弱道德法律责任类。道德根据恰恰是考问其规范根据是否具有道德性的理由。

在今天，这个一定的历史范围，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具体来说，一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5]无论是否应该批判范美忠，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法律责任。

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只是说法律责任本身与道德没有关系，而不是说，法律责任的适用也与道德没有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制度建设、体系建设的分量和任务更重，改革所面对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更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

自然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很强的道德性，而在制度犯罪中，就有一些犯罪具有非道德性。它具有自己的着力点，即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彰显中国之治效应的独特独有独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特别是人工智能出现后，机器人代替了人工作业，以至于人机对话，甚至是机机对话。显然，无过错责任并不是说行为人就没有过错，只是在诉讼中不要求证明其过错而已。

制度犯罪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今天进行回溯性分析，毋庸讳言， 很多改革举措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举措，有的还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

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8]陈坤：《运气与法律》，《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刑事犯罪在理论上可以分为自然犯罪和制度犯罪两种。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回答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必须深入思考、分析列宁所提出的一定的历史范围。这种基于运气不好所导致的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道德性因素明显趋弱，是为弱道德性。[12]参见[英]罗伯特·苏格登：《契约论与规范》，董良译，包利民编：《当代社会契约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就此而论，坚持和巩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诉求和指向。也正是在思考和总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检验标准、评价标准。

道德根据与规范根据的关系表现在，规范根据是道德根据的具体体现，而道德根据则是规范根据的依据。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新时代逻辑;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和揭示了国家的历史起源、国家组织的特征、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的统治形式、国家的未来消亡等问题。

就是说，法律责任与道德发生了冲突。只有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